未来十年内，美国有史以来将第一次，联邦政府债务的年度还本付息将会超过国防开支。

于是，西方人之间的跨期互助合作可以走出族亲，依赖法人公司和一般性社团组织。到唐宋明清，礼制不仅持续得到发展，包括修建宗祠、祭祀祖先、推广礼仪、修写族谱的兴起和普及，而且在唐宋推出科举，使平民也有资格通过考试做官之后，平民子弟也受到激励研读儒家经典，于是礼制及其支撑的宗族成为社会基石。

理论上讲，这四大类保障体系并存当然是最理想不过，因为它们可相互补充、各尽其能，令社会中每个人均得到充分保障。妻子的伯、叔父母称伯岳父、伯岳母、叔岳父、叔岳母。儒家主张以义而不是以利规范人际互助，这一点与基督教非常一致，后者也是排斥通过货币化、商业化实现人际互助。正因为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的精力大多用于完善礼制，而不是建立超越血缘的法治，于是，虽然现代金融在19世纪中后期引入，但这些金融业态甚至到今天还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子女配偶的父母称亲家翁、亲家母。

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可是，到了13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邦，金融重新复兴，尤其是为了支持城邦政府负债，大众化的公债证券市场被推出来，到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发展出相当规模。尽管天津高等教育资源之丰富在中国北方城市中可能仅次于北京、西安，但天津并不是一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的地方，天津财大的李炜光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例外之一：本世纪初以来，他不仅跳出传统刻板的财税学理论窠臼。

印象太深了，他进来之后就倒在那儿了，然后我爸妈赶紧抢救他，灌水什么的，他说饿了三天了，有什么吃的没有？我妈说有有有，刚蒸的包子，他一个人就把那锅包子全吃了。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曾经当面跟他说，我就是因为阅读了你的《共和·民主·宪政》才发生变化，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比如，满清王朝开始镇压太平天国时，国库是很充裕的，但也架不住打仗，中央国库里的银子很快就挥霍光了，但仗还得继续打，怎么办？让地方自己组建军队——以往是绝对不允许地方组建军队的——曾国藩组建湘军，李鸿章组建淮军，地方可以自己征税，这样就出现了省级财政。奥尔森称之为强化市场型体制。

比如解释各国的大革命，会发现都跟税收有关，特别是起因。这本书我一章一章，读得特别细，它绝对不只是一个技术很强的税收著作，而是讲了一个道理：中国古代一直实行集权统治，历代的统治者，一直在集权，但后来发生了奇怪的悖论——集权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分权。

我研究历史，也最喜欢读历史。我一开始读苏联文学，也读过五六十年代允许出版的欧美文学名著，比如《牛虻》。他恰恰也是从税收这个角度来解释的。从2002年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然后紧跟着就是一系列论文，一直到《逃往瓦朗纳斯》，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刘军宁思想的影响。

毕竟，作为文科生，高中政治教科书中有关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内容，无论是否理解，都得背熟。现在，我再回头读那本书，包括刘军宁其他的书，都觉得很浅，但当时读了之后我才有了这方面的知识。答：我知道你问这个的意思。税收跟社会文明发展进步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没有很好的得到解释，因为中国的税收学者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一般都是经济学者出身，很少去增加政治这方面的知识。

问：北京有很多知识分子的圈子，彼此之间思想交流、碰撞，你在天津会感到孤独吗？ 答：天津这样的圈子也确实不多，我们甚至少到不能够组成一个圈子。作者岩井茂树是日本京都学派的。

但我是一个另类，我一开始就呈现一种多样化。英国光荣革命也是税收问题引发的。

这个作者其实比我年轻很多，就是刘军宁。他的那本《权力与繁荣》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他解释了权力的本质问题，权力和市场的共融关系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第一篇比较有全国性影响的论文，是2002年发表的《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距现在已经十六七年了，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宪政问题很重要，但那时我肯定是不懂宪政的，但我凭直觉觉得这肯定是未来的方向。税收很可能到最后形成一个矛盾胶着和引发剧烈冲突的导火索——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因为征税。访谈正文：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炜光 问：你的学术观点和价值，通过各种文章和报道，我们了解的比较多，我感兴趣的是：作为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你的学术价值立场显然只有在经过对所经历时代的深刻反思之后才能形成，你的反思始于何时？ 答：我是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所受的教育非常正统，而且是苏式的马列正统。反正他也没撑坏，这个老先生去年还是前年才去世。

整个经济学，直到布坎南，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现实政治问题，才有所突破。这么长时间的进修，主要是进修中国通史、制度史、法治史、思想史、财政史，包括古汉语。

比如，我亲眼见过大学里发生的武斗，也亲眼见到那些牛鬼蛇神。问：当你确立了这个基本的学术价值立场之后，再去读奥派、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我阅读他们的东西，会感到其实我早就这样认为了。

问：从1970年到1978年这几年，留城做工人吗？ 答：对，在天津二机局下面的医疗器械公司，我是钳工。因为我本身是搞历史的——财税史，给了我这个便利。

文革刚结束时，我还是非常左的人——我虽然阅读比一般人丰富，但还是正统价值——崇拜毛，一直没觉得文革有什么不对。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我才开始有所反思。我看到过这种现象，也开始反思制度，后来慢慢就形成我的价值观。问：你是基本思想奠定形成之后再去读的奥派，现在回头来看，在读过的书中，有没有对你有比较大影响、启发的学者？ 答：当然有。

1960年代，我小学没毕业就赶上文革，我十多岁，然后就看到了很多事情，感到很震撼。反过来，中央得有求于地方，就是分权了，而且他不认这个分权都不行。

我是一个比较爱读书的人，看过一些很受益的书，这是一般人当时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这种阅读的深度、广度，要超乎当时那一代人。

因为一级政府，得有自己的财源，有自己的人员支应，这是一级权力。再往后就是改革开放，那种强烈的对比和冲击，这时候我又开始从专业上慢慢补历史，好多东西从阅读历史去反思，一样能得出大体正确的结论

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先抢流量再说，最早是先抢点击率，后来是抢流量、抢客户、抢份额，占了大头再说。后来，对沙箱又有不少概念上的描述和补充，说法也不尽一致。如果想通过竞争选优，来判断哪个技术或业务模式好、哪个不好，第一，要使竞争条件尽可能公平，差距不能很大，否则一定会出问题。比如，云南泛亚的问题、E租宝的问题，加上现在看到的几千家P2P网贷中可能有相当高的比例都不能生存，会遗留巨大的清偿问题。

第一，既然要支持科技的发展，又要防止出问题，在DC/EP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当前所热衷的东西未来究竟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说。

但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印出来暂入库存的是否计算在内？钞票M0流通后会放大为M1，要不要备付金？总之，这些都关系到币值是否切实能够稳定住。虽然金融业财大气粗，最先进的东西都敢买，但是选择上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IT技术发展非常迅猛，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都在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来热度很高的区块链技术。中国当时正好在选技术制式，但不容易选，因为选择就必须有取有舍，一旦选完了就不好改。